旅行 （喜 & 欢） 一杯龙井

从民政局出来，手还是相互握着的，可两个人心里都有点茫然。这样就算结婚了？我笑着悄悄问：“有何感想？”“唉！”他满足地叹了口气，“我有老婆了！”哈哈大笑，捉住了我的手。“老婆！老婆……”一路上叫个不停，笑个不停，朝家的方向走去。
　　  尽管还是小女孩时就神往美丽的婚纱，尽管勾勒过千百次白马王子的形象，虚拟过千百次结婚的镜头，可是慢慢地越长越大，这些梦想就越来越远。那些美丽的幻想尘封进无邪的童年和日记本。
　　  于千百人中遇见他，既不是驾着五彩云，也没有骑白马，但我们还是很快坠入爱河。于是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朴素浪漫，有了“冬天里的春天”，有了辗转反侧、一日三秋、小题大作、破涕为笑以及许许多多的小陷阱，莫名其妙的恶作剧。
　　
        结婚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
　　    父母催促着，朋友催促着。可就这样结婚了吗？把单身的自由换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束缚？
　　    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们只好相互鼓着勇气，唱着歌一头闯进了婚姻城。什么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坟墓就是我们要对付的豺狼。

         我把我的东西搬到他的宿舍。他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等我把我的东西一一摆好后，他的“婚前资产”就隐了形似的几乎看不到。他找不到他的袜子，又找不到他的刮须刀，嚷道：“这不是鬼子进了村嘛！”但“鬼子”很卖力地把“洞房”大大地装扮了一番，他就心满意足地与“鬼子”同眠了。我习惯地说“我的脸盆”、“你的风扇”，他提议道：“可不可以改称‘我们的’？”我说：“好的，好的。”但过了好几个月，这毛病才改过来。
　　
        屋里还是太空。我们带了4000元钱想去买点家具，雄心勃勃要布置出一个温馨的家。但一套沙发最便宜的也要五千多元，一张茶几也要一千多元。逛了一天家居城，我们两手空空地回了家，都有点闷闷不乐。但这不乐也没维持多久，一会儿两人就手牵手开起了玩笑。
　　两个人老是黏糊糊在一起，快乐是快乐，就是老有一种不求上进的心虚。我嚷嚷：“我已好几个月没写东西了！”他就认真地下决心：“今晚不打扰你了。”晚上，我人倒是坐在了书桌前，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屋里有个人，不能做到心无旁骛。我干脆扔了笔往他怀里钻。他一迭声地问：“怎么啦？”我只好说：“我已幸福得无话可说了。”不是说“愤怒出诗人”吗，我现在一点愤怒的感觉都没有呀！
　　
        他很少去跟他的朋友们吃饭喝酒了，怕我一个人在家寂寞。两个人干什么呢？电视是不看的，太无聊。于是下象棋。下了几次后，他死活都不肯再跟我下，因为我脸皮厚，老是悔棋。只好下围棋。难得他不是对手，我兴趣盎然，乐此不疲，他含笑奉陪。但他实在是聪明，很快就有长进，我旧病复发，又要耍赖。他只好投降，宣布从此戒棋。
　　
        早上，我们同时醒来，等我把衣服穿好，头发梳好，刷了牙，早餐就已热气腾腾地端上来了。晚上，我一边在电脑前工作，一边听着浴室里传来的哗哗的水声，他在洗衣服。他吹着口哨晾衣时，我轻轻地环住他，把脸贴在他的光滑的脊背上。他问：“怎么啦？”见到我的泪水，吃了一惊。“傻丫头！”他羞我。
　　
        我们过着日子，当然这日子是清贫的，“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很丰富呀！”我们这样自我安慰。他在百家姓中什么都不姓，偏偏姓钱。有一次我们在计划未来时，他一本正经地说：“以后我们的孩子取名‘不少’吧？叫‘钱不少’。”我笑，说：“如果是双胞胎呢？”“那另一个就叫‘钱很多’吧！”我把这个笑话说给朋友听，朋友乐了，说：“我看，干脆就叫‘钱好’吧。”
　　
        我一下班就直奔家里，奔向我的快乐之地。远远地看到亮着的灯，我的心里一阵温柔。有家的感觉真好。有时他也会不在家，但总是把灯开着。我怪他浪费电，他说，不开灯太黑了，怕你回来时害怕。我的心细如丝的丈夫啊！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竟有了相依为命的感觉。一份快乐成了双倍的快乐，一份忧愁却成了半份忧愁。我不停地劝我那些单身的朋友：“如果你们相爱，就结婚吧！”

        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20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斯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1993年之后10年中，中国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一时期，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了92％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台湾、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

        这样，中国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中国的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于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
        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中国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中国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外交往往是内政的延续，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却完全不是这样。在中国，内政往往作为代价而被牺牲，用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掌声。中国的政府体制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嫁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然而，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武术之后，中国也开始渐渐露出了它最大的破绽，那就是：它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美国社会的自信 记得刚到美国时，去买食品，光啤酒就有十几个牌子，有的牌子还分干啤、冰啤、轻啤，过去我习惯了没有太多选择的社会，从那时起我不得不开始做出一个又一个的选择。
       生活中，美国社会给了我多一些的选择，也给了我多一些的责任，多一些的自信。来美国的有些亚洲新贵们，很快就发现他们身边少了一份熟悉的羡慕，便多了一份失落。于是，他们随时分发印有董事长头衔的名片，并不管用。又于是，一掷千金，买下华屋名车。可气的是，竟然连那些居斗室，开破车的美国佬也岿然不动，不肯景仰擦身而过的奔驰老总。当然更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袖口或领口的名牌。
       在美国，高薪、华屋、名车的群众号召力没有在新富国家那样大。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物质比我们自身更令人动心的吗？当然没有。但很多美国人身为粗工阶层，也是心满意足。当你出入豪华宾馆时，为你叫车的男孩不卑不亢礼貌周到，你会感到他的自信。他未必羡慕你我选择的道路。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了职业，选择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活出了一份自信。于是，让那些在本国高高在上的贵人们到了美国来就傲气顿失。一个访美的亚洲官员讲：『我在国内时别人见我就点头哈腰，可是在这美国连有些捡破烂的人腰板都挺得直直的。』 是的，当个人不能威风时，整个民族就可以威风了。
       我原来工作的办公室里有个维修计算器系统的老美，大学毕业，工作十年了，很平常一个人。处久了，我们每天见面时也侃几句。一天，我开劝他：『你为什么不去微软工作呢？几年下来股票上就发了。』他说：『我不喜欢微软，这儿挺好。』 后来我发现他有一张合影照片，他、他姐姐、姐夫、比尔盖茨。才知道他姐是早年跟比尔盖茨一起打下微软今天的功臣，现担任微软的副裁，也是亿万身家了。一问，办公室里有人知道，却没人跟他套近乎，大家把他支来支去。他不求致富，有一份淡泊的安祥。 
       你会发现，美国很多的博士们找工作，首选是做教授。做教授可比去公司穷，还辛苦，但有更多的学术和时间自由。我有个朋友，在一所大学任助理教授。美国几个最大的制药公司请他去主持一个研发部门，开价是他的学校年薪的三倍，他不去，就要做教授。还劲头十足地约我写论文，回国开讲座，其乐陶陶。最近他因为一项被美国医疗服务协会称为挑战传统的发现，而受到美国主要媒体的关注。一个本系的老美教授告诉他说：「我搞了多年的研究，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能引如此的回响。并且还认真地给这位老兄出主意，怎么样把这事的影响扩大。 如果我是他的同事，我是否会像那位老美一样为他的成功真诚激动，锦上添花呢？因为有自信，你的美国同事和朋友也乐于恭喜你的成功。没有自信，你很难心平气和地去祝贺你身边的同胞，哪怕是密友。有时倒不是因为他抢了你的机会，而他的成功恰好勾起了你的自卑和由此产生的嫉妒，心态难于平衡。若要以他人的不成功为骄傲的基础，你是把自信建立在了自卑的沙堆上。他人的成功浪潮袭来之时，你将何以安身立命？曾记否？几年前轰动全美的一件惨案，依阿华大学的一位中国学生因为嫉妒而枪杀同胞又断送了自己。 
       一位朋友，拿到一个大学的教授职位，高高兴兴地从麻省来加州赴任，先租公寓居住。自己是教授，住的公寓当然不差。隔壁邻居是一家墨西哥人，每天见面都打招呼。聊天时老墨中气十足，没什么文化，但神色之间透出对生活相当满足的自信。这位仁兄想，这老墨虽没有文化，敢跟我大教授谈笑风生，想来也是生意上有成之辈。结果不然，这老墨没有工作，全*五个小孩的政府补助过活，每人每月几百元钱，还有食品券。这位朋友感概地讲，恐怕克林顿总统来了，这老墨也不会腿软。职务也帮助不了你去吸引自信的朋友，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这片崇尚自由呼吸的土地上，当你我理解并尊重他人的选择，就不会试图用高薪去让一个自命清高的教授下海，用博士学位去让一个讲求实惠的蓝领汗颜，用奔驰去让一辆招摇过市的旧车愧退，用华屋去让一位与世无争的高邻气短。 
       有一个故事，事情发生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国著名的悄悄话专栏的记者辛迪．亚当，她想约克林顿总统的夫人希拉蕊来个单独采访。多番努力，终于搞定，希拉蕊同意她出席了纽约曼哈顿大学俱乐部的一个妇女集会的讲演后，跟辛迪谈一个小时。采访就定在曼哈顿俱乐部里。这个俱乐部有百年历史，庄重传统，古色古香。辛迪先在大厅等候。到了时间希拉蕊还没来，她坐不稳了，悄悄地把大哥大拿出来，打个电话问一下。守门的老头过来了，并说：『夫人，你在干什么？』辛迪说：『我跟克林顿夫人有个约会。』 老头说：『你不可以在这个俱乐部里使用手机，请你出去。』说完后老头就走了，辛迪收起了手机。一会儿老头又来了，看见这女人没走，还与克林顿夫人在大厅里高谈阔论，在场的有总统府的高级助理们。老头不乐意了，说 『这是不能容许的行为，你们必须离开。』克林顿夫人说： 『咱们走。』 乖巧地拉上辛迪就出去了。 
       这个老头可不是贾府门前的焦大，他选择了守门，拥有了一份权贵们不敢在他面前猖狂的自信。要是一天北京大学有一个守门人能挡出去一个政府部长，你我兄弟也许就可以把求职简历寄过去啦。知道吗？比尔盖茨想参加哈佛的同班聚会，被有些同学拒绝了。是呀，你盖茨选择了中途退学，跟同学没多大关系，聚个啥劲。选择了在哈佛毕业的同学未必都选择了向金钱屈膝。当然，自信并非都来源于生活的选择，美国的选择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我知道，美国的选择给我带来了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我不再以他人的价值取向为自己的成功标准，幸福是不分贫富的，自信是不依赖他人。 
       在这一生中您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名？利？权？势？ 为了名利权势低头一辈子值得吗？等您追到了，就有人向您低头了吗？ 一群人向您低头 而您再向另一群人低头您追求的是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价值观，那我们的社会就有问题了。 如果是个人有这样的价值观 ，那这个人就很可怜了。首先，他一定要向任何一个比他有名有利有权有势的人低头，等他爬上一阶，他就要他以下的人对他低头。而他再继续的向比他有名有利有权有势的人低头。等他再爬上一阶，他还是要在他以下的人对他低头，如此一直循环永无止尽。终其一生永不抬头向上，这样的人生 毫无建设 毫无意义 毫无尊严，空有一段黑白的人生。
       人生在世，如果能活的有自信有自我，相信您的人生是彩色的。

        我住在深圳、福田，地图上我的家，或者说宿舍就在深圳市的正中心。
　　不知道生活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的，在这个国内最躁动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最繁华商业区，我好像永远找不到兴奋点。当我乘观光电梯上15楼的办公室时我可以看到那一段花团锦簇的街区，写字楼、商场、广告灯、彩带和攒动人流，在这个城市不辨冬夏的阳光中它们都明晃晃的发着光，闪得人睁不开眼睛。
　　我常常对人说我爱这个城市，可当我凝望着它最光鲜面孔时却道不出自己的感受。
　　在我不久以前的记忆里我还是一个非常奋发向上的好孩子，从高中到大学，我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每晚坐在自习教室里，教学楼熄灯后我会从座位上起身整平裙角，把厚厚的书本抱在胸前走向宿舍。在那个年月我好像以为生活永远都会这样，像一池湖水，宁静、通透，有涟漪但没有波涛，可以泛舟但不会远航。这是我理想中的状态。但是那个被人们称为命运的东西就是这样，为了显示它在凡人面前的权威，它总会在你最意想不到到的时间给你最意想不到的惊喜。
　　于是在这样的惊喜连连中我终于无缘研究生也永远告别了自己掏心掏肺深爱了三年的男友。
　　这些还有什么可细述的呢，都是些陈腐故事，并不会比别人的伤心更荡气回肠。来到深圳也只是那一时脑子里突然冒出的念头，因为在论坛的帖子里看到有人说深圳是最适合在内地伤了心的人忘记过去重新开始的地方。
　　总之最后我是来到了这里，并且拿到了户口，与公司签下了长达五年的劳动合同，我想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将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否能称得上“生活”，因为我的薪水在这个以高消费著称的城市实在是太微薄了。两千来块，在这里相当于什么呢，市中心一套两居室一个月的房租、两套普通的名牌时装、或者三次同学聚会的开销。但好在我没有恋人在深圳的朋友也寥寥，于是这点工资还可以让我生存下去，偶尔还能往家里寄点东西汇点钱。
　　有一位家乡的老同学发来短信问我想不想他，我说不想，他说我没良心，我说我连自己都来不及想还怎么会想你，他说那你现在想什么呢，我很认真的说，明天早餐吃什么。同学没再回，我想我让他失望了，也许我应该对他说我很想念他，没有联系他是我正在为公司申报的某某奖项日夜加班，这样他会很满意并且在心里勾画一个充实忙碌的白领丽人形象，但是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还在关心我的老朋友之一，我不愿意骗他。
　　上个月我搬宿舍，从六楼搬到七楼，一个人，搬了整整一个下午。本来是想找人帮忙的，但看到那一大堆东西我突然决定要自己搬。我记得一个在深圳的表哥说他搬了很多次家，每次都是他一个人。他说这话时有一种毅然决然的表情。一个人搬家也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因为你要一个人安置你将来的生活，什么要留什么要扔，桌子放哪椅子放哪都是自己决定，你的每一件东西你都会亲手去感觉它们的重量，它们就是我生活的重量，我必须自己承担。
　　表哥也要一个人承担他的生活。我曾经觉得他是一个太幸运的人，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挫折，没有早恋，大学遇到一个好女孩，然后结婚，然后双双来到深圳开创未来。连唱K也会被人唾弃：没有受过感情创伤的人有什么资格唱伤感的情歌？2004年也许是他这辈子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心碎。表嫂走了，和一个40出头又胖又秃的德国男人走了。我不敢想象他发现老婆写给另一个男人的情书后没有骂她没有打她而是花了一个月来和她讨论该不该离婚，更荒唐的是她竟然让他等她，说五年后她会回来。她在他面前哭，说她爱他，但那又怎样。谁不是更爱自己。也许生活就是这样现实就是这样，梁山伯和祝英台只能是一对飞舞在童话里的蝴蝶，真实的生活里祝英台会坐上德国人的大奔，梁山伯也会为了功名远走他乡。他们错了吗？当然没有，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人有什么资格责怪？没有先离开的人只是没有更好的机会罢了。如果有一个德国富婆开着大奔过来也许梁山伯也会坐上去，或者马文才说英台给你一笔钱去英国留学吧，祝英台肯定也屁颠屁颠地走了，也许哭的会是另一个人，但结局也仍然是一样。
　　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吗，或者生活是否存在某种真相？
　　那天和妈妈通电话,她问起我的朋友们的近况。我一一告诉她：谁在读研究生，忍受着北京漫天的风沙和饭堂的大饼馒头；谁出国了，已经决意不拿到硕士文凭誓不回国但现在连可以申请的学校都没找到；谁也在深圳，没日没夜的加班也一样没多少工资；谁没找到工作成为了自由职业者，写小说画漫画做flash反而自在潇洒……妈妈长叹一口气说：你们都很不容易，但你们的生活也是我们那个年代所不可想象的，毕竟将来还有无穷的希望，最重要是你们能够为自己的将来做主。
　　在那个闷热的晚上那间空荡荡的屋子里，我听见远在千里外的妈妈用一种朋友般的口吻说将来还有无穷的希望，感觉就像她从看不见的地方握住了我的手，忽然给我莫大的安慰和勇气